今天上午，國家文物局在北京召開線上會議，聚焦甘肅、河南、陜西三個重要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會上公布了陜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為漢文帝霸陵。
記者獲悉，“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進展線上發布會聚焦漢唐時期重要考古發現。其中，漢代第三位帝王漢文帝的霸陵無疑是關注度最高的項目。在沒有確認墓主人身份之前，陜西省西安市白鹿原的這處墓葬一直被稱之為“江村大墓”。考古隊員通過精細發掘和縝密分析，判斷出“江村大墓”就是漢文帝的霸陵。另外兩個項目分別是，隋唐洛陽城正平坊遺址，以及在甘肅武威發現的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的最新研究成果。
江村大墓位于陜西省西安市灞橋區。2016年江村大墓外藏坑受到盜擾，為確認墓葬保存狀態及周邊文物分布情況，經國家文物局批準，考古工作者對江村大墓及其附近的竇皇后陵、薄太后南陵和相傳為漢文帝霸陵的“鳳凰嘴”地點，進行了系統的考古調查、勘探，并對陵園外藏坑進行了考古發掘，目前基本確認江村大墓為西漢早期漢文帝劉恒的霸陵。
江村大墓地處西安東郊白鹿原的西端，東北約800米處為竇皇后陵，西南約2000米處為薄太后南陵，北部約2100米處為原國保單位霸陵所在“鳳凰嘴”地點。考古勘探確認“鳳凰嘴”地點并無漢代墓葬遺存，排除為霸陵的可能。江村大墓平面為“亞”字形，地表無封土，墓室邊長約72米、深30余米，墓室四周發現110多座外藏坑，外藏坑外圍有卵石鋪砌的陵園設施(暫定名“石圍界”)，邊長約390米，石圍界四面正中外側有門址，推測可能為獨立的帝陵陵園(竇皇后陵也有獨立的后陵陵園)。江村大墓與竇皇后陵外圍發現陵園園墻遺存，推測共處同一座大陵園內，大陵園東西長約1200余米，南北寬約863米。考古發掘了江村大墓的8座外藏坑，出土陶俑、銅印、銅車馬器及鐵器、陶器等1500余件，銅印印文有“車府”“器府”“中騎千人”“府印”“倉印”“中司空印”等，表明江村大墓周圍外藏坑應為模仿現實官署、府庫建造。江村大墓的形制、規模均符合西漢最高等級墓葬規格，加之其周邊分布竇皇后陵、薄太后陵，專家確認江村大墓為漢文帝霸陵。
本次考古工作確定了漢文帝霸陵的準確位置，解決了西漢十一座帝陵的名位問題。霸陵雙重陵園、帝陵居中、外藏坑環繞的結構布局，與漢高祖長陵、漢惠帝安陵顯示出明顯的差異，奠定了西漢中晚期帝王陵墓制度的基礎，對中國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至此，這個長達千年之久的誤會被畫上了句號。
早在元代，《類編長安志》就記載漢文帝陵位于鳳凰嘴，鳳凰嘴位于灞橋區席王街道毛窯院村南的白鹿原畔，是一個從原邊突出的山頭，其南通過一個梁與白鹿原相連，其北坡則呈規整三角狀，整個山形很像帝陵封土。在地勢加持以及史書“因山為墓”記載的多重影響下，“鳳凰嘴”前立滿碑石，而其中比較重要的則有“康熙二十七年御制碑”“雍正元年祭祀碑”“嘉慶二十四年御祭碑”。正中最高最大的那塊，則為清乾隆四十一年時任陜西巡撫畢沅所書的“漢文帝霸陵”碑。
如今，省市考古研究院聯合在白鹿原江村大墓、薄太后南陵開展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收獲，在項目負責人、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馬永嬴研究員及考古隊成員的幫助下，下文對漢文帝霸陵不選咸陽原反倒選白鹿原、“鳳凰嘴”為什么會被很多人認為是霸陵陵址所在地、以及認定江村大墓才是霸陵的決定性證據進行獨家解讀。
白鹿原畔鳳凰嘴：對霸陵千年來的誤認
公元前180年，漢文帝作為漢高祖庶子即位，彼時，漢高祖和漢惠帝均已入葬咸陽原，形成了祖陵區，但漢文帝卻放棄此處，另擇白鹿原一帶營建霸陵。什么原因作此選擇?歷史資料上并無明確記載，經后世學者研究，則給予了兩種看法：
一是西漢帝陵按昭穆排列，文帝是繼自己兄弟而立的帝主，并不是以往意義上的嫡長子傳承，其陵位與惠帝安陵均為穆位，因此無法安排，只能另找地方;
二是西漢帝陵并無昭穆制度，文帝選址白鹿原不過是個人原因。
關于“昭穆制度”，根據文獻記載，先秦時，它多用于宗廟，雖然也有用于墓地的先兆，然而，考古發現的，卻只有陜西鳳翔馬家莊一號建筑群遺址略有此意，至于墓地實例，卻從未發現。因此，在馬永贏看來，西漢帝陵選址絕不可能是遵循“昭穆制度”，文帝選擇白鹿原的個人原因更大。(具體解讀，可詳見「貞觀」今日推送二條文章)
霸陵如此隱蔽，不似其它西漢帝陵墓址有清晰的封土，源于文帝劉恒提倡“薄葬”以及明確表示“因其山，不起墳”的遺詔。據《漢書·文帝紀》明確記載：“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遺詔曰：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葬霸陵。”
沒有封土意味著就不像其它漢代帝陵，擁有肉眼可見巨大的“土包”。也因此，造成了學界對于漢文帝霸陵的墓室結構一直存在兩種觀點。一種是“崖墓論”，認為霸陵確實是“因山為藏”，而“鳳凰嘴”的高崖即霸陵陵址，也就正好印證了“崖墓”的形式。
另一種觀點認為，雖然文獻上有記載“不起墳”，但也可以將其理解為墓是修在山中的緣故，故此不用另修封土，這和地勢有關，霸陵的墓室形制理論上應當同漢代的其他帝陵一樣，是“豎穴土壙墓”。
歷史上對霸陵記載的文獻很多，據馬永嬴介紹，《史記》《漢書》《水經注》等多卷史書中都曾有過霸陵“不治墳”的記載，但對于“不治墳”的具體形制卻又沒有進一步解釋，而文獻中的記載，由于時代的變遷，在傳抄過程中極易發生偏差。
此外，古代帝王陵墓大都具有保密性，為了安全起見，一般都不會標注詳細地點，比如，關于西漢帝陵的位置所在地，《三輔黃圖》里就僅僅提到“文帝霸陵，在長安城東七十里，因山為藏，不復起墳。”
“長安城東七十里”概括了霸陵地理位置，以上諸如其類的文字使得大部分學者們在沒有考古發掘和實物印證以前，只能憑借文獻和經驗去分析陵寢所在地。
有關霸陵位于鳳凰嘴的說法，最早見于元駱天鑲《類編長安志》:“在京兆通化門東四十里，白鹿原北鳳凰嘴下，《漢書》治霸陵皆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
去過鳳凰嘴的人不難發現，該地位于灞橋區席王街道毛窯院村南的白鹿原畔，是一個從原邊突出來的山頭，其南通過一個梁與白鹿原相連，其北坡則呈規整三角狀，整個山形很像帝陵封土的樣子。“鳳凰嘴”本身，不管是形貌還是后世賦予的歷史色彩，都讓這重誤解變得層層加碼。
在地勢加持以及史書“因山為墓”記載的多重影響下，“鳳凰嘴”前立滿了文物保護碑，而其中比較重要的則有“康熙二十七年御制碑”“雍正元年祭祀碑”“嘉慶二十四年御祭碑”。
正中最高最大的那塊，則為清乾隆四十一年時任陜西巡撫畢沅所書的“漢文帝霸陵”碑。
即就是說，早在元代，人們就有了霸陵在鳳凰嘴的誤解，這就給后世的考古工作增加了更大的難度，畢竟在沒有先進的技術手段和完善的考古條件下，沒有人敢輕易推翻“前人”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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