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同學麥娜絲》講述了四個已屆中年的高中同學，在社會上摔打多年后，深陷現實的庸常與灰暗中難以自拔。四人對于自我的定位，對于人生的設想有著重大差異，并呈現出不同的變化曲線。吳銘添從高蹈的藝術理想到沉醉于虛偽的政治表演，雖人生得意，但失去了妻子的真心和朋友的尊重;罐頭是一位長相粗俗，內心猥瑣的胖子，最后超越了低俗的情欲，堅守內心對于“美好”的守護;電風是一位保險公司的職員，能力出眾，為人耿直，但每次都與升職加薪無緣，他努力在污濁的現實中保持一份正直與責任;閉結有嚴重的口吃，做紙扎屋為生，人生乏善可陳，他以內心的單純應對現實的殘酷。 對人物進行更為細致深入的剖析之后，我們發現，吳銘添能基于情勢見風使舵，并在政治游戲中如魚得水;閉結是從純真的天性出發，尋找內心的滿足;罐頭依靠在自造偶像面前的頓悟，回歸純真;電風則在宗教的光芒中擁有了承擔責任的勇氣。這四人中，吳銘添是精致的利己主義，閉結則是極致的純粹之人。至于罐頭和電風，夾在中間，沒那么功利，也沒那么純粹。他們身上有道德感，但這種道德感處于一種模糊和搖擺的狀態，需要一個契機來激發，需要外力進行更為澄明的指引。至此，影片的人物設置已非常清晰。吳銘添與閉結的存在感很強，人物魅力與命運選擇也非常有感染力。罐頭與電風的塑造則有點俗套，面目模糊，部分心理動機的披露粗糙而浮泛。 影片以四個人物之間交織而成的網狀情節脈絡，從點到面地輻射出更多的人生百態。確實，經由這些人物的串聯，我們看到這個世界繁華忙碌背后的空洞與墮落，當然也有蒼白荒蕪中的真情流露。尤其影片中人物之間至親至疏的關系，是對世界真相更有洞察力的燭照，更有溫度的感喟。 四位主人公看似經常聚在一起，頗有點肝膽相照的意味，但實則四人之間并沒有達到聲氣相通的境界，至少吳銘添與另外三人之間有著重大的價值觀差異。還有吳銘添與妻子阿枝結婚多年，兩人仍然是兩個世界的人，阿枝充當的是一個母親的角色，吳銘添則像一個任性迷茫的孩子。更不要說那些政客，看似和選民親如一家，實則都是算計和利用。除了這種貌合神離，影片中也有令人感動的“至親”關系。比如，阿月對于閉結想表達的意思每次都了然于胸，總能憑著閉結的一兩個字就準確地說出他的心里話。這種默契令人驚嘆，也不由讓人感慨，世間可能真的存在心有靈犀，心意相通。影片強調了人物間彼此的連接、依靠，不僅在表面上勾勒了這個世界的一團和氣和相互纏繞的關系，也在更為內在的層面凸顯了人世間的孤獨無依。 影片的主題野心非常大，希望通過多個維度的人物對話關系，囊括人生的多種選擇和可能性。但是，其中牽強、拼湊的部分也隨處可見。其實，影片非常適合做減法，減少主人公，減少次要人物，設置一條明確且飽滿的情節主線，這樣情感力度和思想深度都會大有改善。當然，影片以一種絮絮叨叨的閑聊方式，審視不同社會階層和不同人生的狀態，進而在一種網狀的人物關系中營造更為立體多元的映照關系，這是一種更具新意的編劇方式，但對部分線索的把握顯得綿弱、松散、牽強。 影片中呈現了大量生活化的內景，包括居所、辦公場所、教堂、娛樂場所、小吃店、婚禮與葬禮現場等。這些場景大都用的是暗調畫面，部分場景顯得曖昧、陰森、壓抑，試圖對人物的生活空間與心理狀態進行具像化表達。與之形成對比的，是那些政客的辦公場所，大都明亮整潔，有現代氣息(即使墻上貼著馬桶的廣告)。更為離譜的是，影片對幾處廁所也運用了亮調畫面。廁所里整潔寬敞，還有漂亮的墻紙，甚至擺放了一些裝裱好的照片，人們在這里進行幕后的討價還價、折中妥協。將人物的政治交易放在廁所里，堪稱神來之筆。廁所里的私密、污穢、光天化日卻又見不得人的雙重性，與影片中的政治有著奇妙的相關性和隱喻性。
影片中還有另一處意味深長的內景，就是閉結為自己做的紙扎屋。這個紙扎屋身處郊區一間廢棄的房間里，屋內設施齊全。甚至，閉結還貼心地為朋友在房間里布置了他們朝思夢想的“理想”，如吳銘添的“劇本”，罐頭的“女神”。當然，這個空間越是逼真，越顯虛幻，像一個不真實的夢。 諷刺的是，影片中最“振奮人心”的外景乃是吳銘添宣傳造勢的街道。其時陽光燦爛，鑼鼓喧天，群情激昂，吳銘添更是志得意滿，人生豪邁。在這種高調的陽光中，世界美好得極不真實。當然，這也是一種錯覺，是卑劣政客通過表演的方式在選民面前制造的一種幻象。 影片的場景在三個維度上呈現了一種對話關系。閉結的紙扎屋(內景)華麗精致得像一場夢，背后指向底層人的辛酸與苦澀;政客的選舉外景開闊明亮得像一個美麗的泡沫，包裹著內核的虛空與不堪。至于罐頭的住所、閉結的工坊、電風新買的一居室，才是這個世界真實的底色，它們逼仄、清冷，訴說著無數普通人一生的掙扎與渴望。這種內景與外景的并置，為觀眾揭開了這個世界陽面之下的陰暗面，并洞穿了諸多場景背后的生存真相和運轉法則。 影片選擇了四個草根，呈現了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以及他們在生活中的無望掙扎或者自甘墮落，從而勾勒出更為寬廣的社會生活面相，這是影片在情節和主題方面最為突出的成就。但是，由于過分陶醉于庸常生活中戲劇性突轉所帶來的驚奇效果，影片在風格上出現了結構性的矛盾：一方面創作者以無限貼近現實的方式，希望在一種原生態的粗礪影像中展現普通人的生存畫卷，但過于離奇的情節，又在某種程度上消解了這種還原現實的努力。 例如，那位原名麥娜絲的同學，是生活所迫還是主動選擇，竟會甘心淪落風塵，影片真的沒有義務解釋一下嗎?還有閉結，讓他在幸福唾手可得時莫名死于一場被錯認的仇家追殺，而不是基于現實的邏輯或者命運的某種必然性，這難道不是偷懶的處理方式? 影片一方面在敘事中強調“私人性”，并在片尾表達了對已逝同學的紀念，但創作者又不甘心停留在“私人回憶”的層面，而是想對社會現實進行更有穿透力的洞察與剖析，甚至對人生百態進行極具風情的描繪。面對這兩種不同的情感與主題向度，創作者如果不在人物刻畫與情節設置上進行更為用心的謀劃，根本無法彌合其中的裂痕與鴻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