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觀看了田波、王苗霞創作的多部紀錄片、故事片之后，筆者梳理了一些問題，并收到了田波的答復。
答：我在西安這座偉大的城市里學了手藝，開了眼。再次回到自己熟悉的故鄉，還手握攝像機，帶著兩位青年回來，所看到的一切，都和曾經發誓要離開這里時完全不一樣。如何拍攝這片土地上的人，如何認知他們，如何從苦澀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提煉出故事，這些都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難題。
拍《佛陀墕》的時間是2006年，是我們第一次拍長篇紀錄電影。那時候我就給自己立了四不原則：不獵奇，不拔高，不貶低，不造假。真實客觀去記錄，心到、腳到、鏡頭到位。其實，無論多么客觀，最終呈現到銀幕上的每一個畫面，都是刮骨療傷般艱難的抉擇。一些鏡頭，我開始還津津樂道，后期卻無情拿掉，這是在剪輯臺上最痛苦的事，也應了那句真理，藝術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一個提煉的過程。
至于我們記錄的到底是不是那片土地上的真實？其實，我要說的是，那是我內心世界彼時彼刻的一種真實，是我的一種審美。這一種真實，未必是別人所認為的真實，因為我看到的，別人未必能看到，而別人看不到的，我能看到。我自信，我鏡頭里的他們就是生活的本來面目?！斗鹜訅啞分?，我們又拍了《走馬水》。
無論是《佛陀墕》還是《走馬水》里的農民，他們就是那片土地上最大公約數的真實。無論是心理結構還是生活狀態，我記錄的是傳統農民正遇到百年不遇的大變革時，生活和思想的蛻變，以及他們在這個變革中的痛楚和興奮。在農村，年輕人大量涌向城市尋找新生活，鄉村好像被商業社會拋棄，社會階層分化嚴重，貧富差距拉大，矛盾重重，也在變成一個商業社會。在這個歷史節點上，農民這個階層何去何從？不得而知。
我希望我的鏡頭是溫暖的，沒那么冰冷。在我的鏡頭里，他們的存在，是一種鄉音。他們在故事里，好像就是聊著自己家的事，一點就明了。我更多扮演的是一個觀察者。
答：陜北這片土地自然環境惡劣，是一個自古戰爭頻發的地方，也是一個歷史悠久、文化多元、多民族交融的地方。道教和佛教比較興盛，村村有廟宇，村村有廟會。一年四季中，除了過年這個大節，他們最關心的節日就是各種神靈的節日，非常紅火熱鬧。大廟會人山人海，人神共舞，不可思議。這是一種最原始也最樸素的信仰，燒香拜神不是為了成為神，而是向各種神靈禱告，保佑他們四季平安、五谷豐登、人口興旺、身體健康。這種民間信仰不是嚴肅意義上的宗教信仰，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農耕文明中最原始的那種信仰。我認為這種民間信仰一旦脫離土地，脫離鄉村就會消亡，鄉村文化繁榮，農耕生產興盛，傳統的民間文化也就會長久不衰。
答：路遙這位人民作家毫無疑問將是不朽的。無論他本人，還是他那部用生命鑄造的史詩巨著《平凡的世界》。我非常崇敬他，也受他作品的影響，導致我大學時期就開始關注現實，關注普通人的命運。在我27歲的時候，我們創作了八集《路遙》紀錄片，這對我的從影歷程而言，意義深遠。在我藝術觀尚未完全形成之時，能夠有機緣全身心走進這位作家的內心世界和生命歷程，就如同缺鈣的兒童及時補充鈣片，讓我的骨骼更加硬朗，精神更加飽滿，不至于昏昏沉沉，迷茫無助。這部作品確認了我為誰而創作，為什么要當導演的信念。
還有一點就是，通過創作電視紀錄片《路遙》，讓我深刻認識到，藝術的使命就是揭示事物的真相，溝通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創作者不能欺騙觀眾，也不能欺騙自己。我們的勞動是啟發、引領大眾走向更廣闊的天地，探索生活里快樂的元素，探索尋找美的能力，溝通國與國、民族與民族、過去和現在的因果關系。如果能夠啟發民眾，那么創作者的心里就會升騰起一種價值感，覺得藝術創作雖然艱辛，但很值得。路遙有句名言：“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只有這樣的情感投入，才有可能成就一種事業。
我時刻警告自己，必須追問自己認識的是不是事情的本質？我看到的是真相嗎？我是否帶著傲慢和偏見選擇了某種東西？必須思考這些問題。因為最終采用的技術和藝術手段都是為這個最本質的東西服務，要不斷追問自己。
沒有十多年前的《路遙》創作，就不會有今天的電影《柳青》。念念不忘，必有回響，仿佛當初拍攝《路遙》就是為了十多年后拍《柳青》做的準備。在路遙的文學生涯中，柳青深刻地影響了他，用路遙的話說：“柳青是我的文學教父，人生導師。”路遙用他短暫的一生虔誠地繼承和發揚柳青的文學精神，并且取得很高的文學成就。這種文學精神的傳承造就了“文學陜軍”的崛起。我也是潛移默化受到這種精神的洗禮，專門到柳青的墓地祭拜了先生。我記得曾在墓地發了一個愿望：“我必須在四十歲之前，不惜一切代價把您的故事搬上大銀幕。”這么做的理由很平常，就是想借柳青的生命歷程和人格魅力來弘揚生而為人的良知，表達我對藝術、對歷史、對共和國創業史的一種思考。在我看來，柳青就是一面當代文壇的鏡子，他可以啟發我們思考為誰而歌，為誰而活，為何從藝。
答：電影《柳青》是一部非常難拍攝的電影，這種困難超乎常人的想象，尤其是作家人物傳記類的電影在國內本來就很罕見，而柳青這個人物所處的歷史背景又非常復雜。在以往的電影里，我們幾乎看不到對這段波瀾壯闊歷史的呈現，所以表達的尺度就很難把握，好像是一次在無人區的冒險探索。影片歷經九次大改，現在看來近乎“完美”，作為編導的我，無法用言語表達那種復雜的心情。因為柳青精神，這部作品從孕育的時候就有自己獨特的氣質。
答：無數的藝術手法都是為內容和思想服務的。我們采用的表現手法是否適用于想要表達的內容？這就要求我們創作者平時多研究、多思考，不能光搞形式，沉醉于形式美。我淺顯的認知是，技術和藝術手段要在創作實踐中鍛煉，在心里不斷演練各種可能，要畫出來，甚至要在電腦前模擬演練，還要看大師們是如何表現的。在拍攝紀錄片的時候更能體現作者的水平，因為機會只有一次，現場瞬間萬變，你把握不好就喪失了機會。不像電影，現場可以反復拍攝，紀錄片幾乎沒這種可能。
答：無論是作家還是導演，題材的選擇最能體現出他們的價值觀和人生追求。我的選擇絕不僅是為了取悅時尚，更重要的是給歷史一個深厚的交待。歷時六年，電影《柳青》終于和全國的觀眾見面了，好不好還需要觀眾的檢驗，時間的檢驗。在未來的創作規劃中，我們會更深地扎根在中國文化的沃土上，尋找下一個故事。
